全市营商环境提升年工作动员会议交流发言材料（一）

其民之敝，荡而不静，胜而无耻。

通常义的单子作为心与表象者，哪怕是太一单子乃至绝对理念，也只是知万物以统万物。得到类似结果的华严学，用了更复杂的镜喻开示理事互遍、事事不碍之理。

这是孟子的体系性贡献，其工夫与义理都凝结在《尽心》篇两章中。在《论语》《中庸》中，性与天（道）的关系更加密切。黑格尔最重视自因（本质必含实存）原则，因为这本身就是隐德莱希，就是埋藏在斯宾诺莎体系开端的目的论。刘咸炘力主一气就是道体。所谓投射式的表象，并非只是多义之一，而是高阶的表现。

华严式解释固然是对一多相即相入的最高明解决，但代价是：基本范畴不再是气物，而是理事。胡塞尔对莱布尼茨的解释完全是心学的。然而只要把这些设想投诸一个王者与民众面对面交往的情境中，就会发现，王者与民众开展交往的规范并不明晰。

故予先言《春秋》详己而略人，因其国而容天下。物不与群物同时而生死者，必深察之，是天之所以告人也。有见三世，有闻四世，有传闻五世。所以无外是一种本然的整体性。

王充反对用符瑞象征太平，认为太平以治定为效，百姓以安乐为符（黄晖：《论衡校释·宣汉》，第815页）。参见李焯然《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》，《中心与边缘：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9页。

在开展交往时，原本处于不同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中的各方被带到当下，随着交往的开展而修正偏见，达成共识，生成一种新的交往理念和交往形式。从董仲舒的其他论述来看，他在阐述古时王者承天命、顺天意以治天下时，就指出过利在其中的关键性：天虽不言，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。华夏夷狄之分，俨然不是在陈述一个社会事实，而是在表达一种价值判断。其所好者，设而勿用，仁义以服之也。

这样，由华夏单方面给出的判断，就不仅决定天下内部各类人群的身份转化，而且是对天下之治乱的界定。中国退于夷狄，只需要放弃先前的礼乐文明就可以了，许多华夏之人便因为一念之差，言行悖乎礼乐，而被笔伐为夷狄。天下的形塑——包括习俗的移易，身份的确立，价值的生成，关系的更新，秩序的打造，需要一种共同参与而又时机化的方式来实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，都具备从不同的生活方式（习俗）与交往方式（礼仪）中把握某种先天价值的能力。

[22]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·盟会要》，第138页。如此形塑的天下，才能够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。

三世只是划分了时段，而根据不同时段采取不同致治方案的思想，则在董仲舒之前就出现了，林义正认为当系本之孔子（参见林义正《春秋公羊传伦理思维与特质》，台北：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03年，第196页、199页）。这样一个意义载体，是对帝国式的无限扩张但缺乏精神意义的权力组织[71]的超越。

那么当天下已致太平时，王者便应当制礼作乐。孔子所说的文德，指的是恭敬、忠信等品质。按董仲舒所述，亲近以来远，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。反过来说，天下不和平则是王者的失职，说明王者并未把仁义理念落到实处。王者对身边的人施以仁爱，却无法对远处的四夷何时来归给出预期，否则王者的仁爱就有作伪之嫌。摘  要：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，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。

怀夷则是因为，中国之帝王要做天下之共主。荀子的这一论述，可以用来解释董仲舒对汉无圣帝之困境的克服。

[57] 高亨：《商君书注译·画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397页。汉昭帝时，参加盐铁之议的贤良文学，多次征引董仲舒的观点以证己说，其中一处说：孔子曰：‘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

空间距离上的近，也完全可以是生存意义上的远。秦汉以后，而其局一变矣。

世俗的君主（帝王）可以通过在群中安顿天下之人而成就其王者身份，而安顿天下之人正是王者之文德的体现。王者资格的确立，不是自己可以宣布的，而是需要在确立过程中使身边的华夏之人感受其爱意，在公共性的评判中被认肯。美不能黄，则四方不能往。所谓帝国之路，即通过征服不断增加累积性收益，通过不断进攻以实现防御，以及通过施加威胁使他者屈从。

[11]于是，对于帝王素质的期待，就此转向对于某种理念的阐扬。王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，在第一阶段中留下诸夏的小恶而不治，在第二阶段以治理诸夏小恶为华夷交往的缓冲。

更关键的问题是：仁义价值是否具有普适性？ 孔子曾乐观地以为包括恭敬、忠信在内的仁义价值可以通用于蛮貊之邦，孟子则指出只要国君施行仁政，邻国之民就可以对这个国君仰之若父母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董仲舒也设想过一种天下之人同心归之，若归父母[53]的祥和景象。以上讨论说明，只要在现成的框架——比如理念世界、经验世界——内寻找认同的基础，这个框架所不具备的某种要素就足以限定这个框架的适用性，以致于神圣的理念世界、世俗的经验世界均无法表述天下。

这正是对上述困境的印证。[52] 班固：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，第3834页。

[37]一眼看去，董仲舒的上述方案让人疑惑丛生。[53] 班固：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第2500页。《左传·成公四年》：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（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·楚庄王》，第9页）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则阐述王者治理天下需要修身作则、由近及远的道理：亲近以来远，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。

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子张问行。在孔子看来，这些品质是华夏与夷狄共同认可的。

参阅王树民《廿二史劄记校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34~35页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？恭敬、忠信等品质，可以用仁义来概括。

[62] 班固：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，第3830页。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。